三亚电影院: 需要引起注意的现象，这证明了什么？

　　“北台首学”的历史衔接

　　明志书院外墙仍保留部分从福建运来的红砖，修复过程中补用了台湾本地的砖块，墙面颜色深浅不一。导览人员吕宪忠说，这就像历史在墙面上衔接。

　　院外石碑镌刻着清代闽浙总督杨廷璋嘉许修建“北台首学”的文字。1763年，胡焯猷、郭宗嘏捐半生产业建明志书院。二人认为台湾大甲溪以北无学校，慨然贡献经营所得成立义塾。1781年，书院随淡水厅迁入竹堑(今新竹)。故后来者提起此书院，便有了“泰山明志书院”与“竹堑明志书院”的分别。

　　书院建立后，台湾北部中举士子的数量逐年增加，一度超过同时期其他地区。日据时期，负责中文教育的机构多以地方私塾、书房为主，明志书院的“毕业生们”投入其中，使得竹堑地区的私塾数量冠于全台。

　　竹堑明志书院原址在1917年毁于一场大火。2001年，新竹市于原址辟建“明志书院停车场”，并以1781年至1895年的教育史迹作文，纪念书院南迁220周年。拥有更久远历史的泰山明志书院旧址则在2003年的大雨中坍塌，同年11月，经地方人士奔走，古建的重修工程启动，并在2005年完工。

　　如今的泰山明志书院在周末及节假日偶设公益课程，免费传授《论语》、毛笔书法等。吕宪忠介绍，在台湾教育愈发不重视传统文化的环境下，来书院上课及参观的孩子并不多。

　　260多年后的今天，泰山区的许多地名都与“明志”相关，除了能在街面看到的明志路、明志小学、明志里，“北台首学”成为明志科技大学历史系学生的必修内容之一，明志书院旁新建的商业地产起名“明志书苑”。

　　民间书房的反殖“抵抗”

　　中国传统书院是官设府学、县学之外的另一教育体系。在台湾，书院介于官学、私学之间，以清康熙时期水师提督施琅在台设立的西定坊书院为肇始，初期多为义学性质。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主任、教授张崑将认为，直至台湾知府卫台揆建立崇文书院，岛内才有了真正意义的中式传统书院。

　　台湾的书院于清雍乾时期兴盛，以官办、官倡民办、民间设立向官方注册等形式在岛内并存。日据时期，日本人提倡所谓公学，不允许台湾人学习中文，清代官设的府学、县学及书院等机构遂被废除。

　　然而，民间社会反抗殖民当局的行动在日本窃据台湾的半个世纪里从未停止。始建于清代的书院多半被强制改为公学，其原本的民间教育功能被各地兴起的书房、义学取而代之。

　　自1900年起，台湾的书房、义学逐年递增。日本曾有统计，至1902年全台书房数量达1800余间，学生超过3.3万人。时任“总督”儿玉源太郎担任会长的一研究机构声言，民间书房与官设公学的学生数量可匹敌，今后应以扩大公学为“急务”。

　　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特聘教授陈昭瑛研究认为，日据时期民间书房一度不减反增，是“传统文化的抵抗”，这一现象与当时台湾社会的整体氛围相吻合。知名历史学者潘朝阳说，如连雅堂、丘逢甲、叶荣钟、洪弃生等人，都是日据时期具有强烈民族情怀的台湾知识分子，既接受过传统书院的国学教育，也学习西方先进思想，二者对帮助其形成独立思考缺一不可。

　　因力量分散，台湾民间教学终不敌殖民统治的强势压制，各地机构逐渐被新式学校取代。张崑将2022年出版的《台湾书院的传统与现代》一书统计，时至今日，尚存于台湾的清代书院仅有20间，大部分成为古迹。他强调，书院多已转变为宫庙，其中尤以“鸾堂化”“佛教寺院化”最为普遍。

　　当代书院的承继

　　位于新北板桥的大观义学，是始建于清代的台湾“书院”中唯一仍保留功能的地方教育机构。

　　清晚期，为让来自漳州、泉州的迁台先民在板桥一带和睦相处，身为漳州人领袖的林维让、林维源将妹妹许配给泉州举人庄正，并在1863年建立“大观学社”。“大观”之名源于学社前有大屯山、后有观音山的对峙之景，而漳州人、泉州人分住两地。板桥林家借“大观”一词寄托“漳泉一家”的意涵。

　　在庄正的主持下，学社广收漳泉学子。至1873年，学社扩大规模并更名“大观义学”，漳泉雅士在此定期聚会。为了义学发展，林家还礼聘吕世宜、谢颖苏等知识分子担任教席，至光绪年间已出过2名贡生和19名生员。

　　日据时期，大观义学成为公学校舍。板桥林家在1916年建立公司化运营的大观书社，并于5年后成立幼儿园。台湾光复后，幼儿园一度停办。板桥镇在1960年倡立“大观书社管委会”，推荐板桥林家的林熊祥为董事长。三年后，书社从台北孔庙恭请孔子像奉祀。1967年，大观幼儿园在原址厢房成立，义学再次发挥教育功能。